6月4日清晨，许多印度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等待2024年大选结果公布。但在远离公众视线万有志成为医生的印度人在参加了一场竞争激烈的官方考试后，也在焦虑地切换频道，等待着将会决定他们未来的考试结果。
到那天晚上，选举与医科入学考试结果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依然是最大的单一政党，但不再像过去那样不可一世。由于未能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印人党只能在联盟伙伴的帮助下组建政府。不过，与240万有志医学生所忍受的痛苦与担忧相比，莫迪的失望显得微不足道。
这场医学考试丑闻频发，得高分的考生人数多到不寻常，意味着阅卷环节存在违规行为，试题可能被提前泄露，甚至可能发生有组织的作弊活动。这并不是唯一一次丑闻。自2017年起，印度关系重大的国家资格暨入学考试（NEET，前称为全印度医学预科考试，观察者网译注）高等教育入学考试开始由新德里的一家政府机构集中管理。随着外界担忧加剧，主管考试的机构陷入惊慌失措奇异果体育平台，开始取消其它的预约考试，数百万年轻学生的命运悬而未决。
这场考试在组织层面的失败不仅暴露了印度政府内部的无能与严重渎职，还揭露了印度经济的扭曲本质。在印度，这类考试往往是个人获得高等教育的必由之路，是最终通往体制内工作的康庄大道，也是许多印度人实现阶层跃升的持久动力。但是，印度在投资教育方面的巨大失败，结合一个无法创造体面工作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就业机会极度稀缺，竞争异常激烈。
当地时间2024年5月5日，印度巴特那，参加完医科“高考”（NEET）的考生走出考场视觉中国
在医学院的入学考试中，240万印度考生要争夺仅仅10万个录取名额。获得学位后，这些年轻人要加入每年数百万人的毕业生大军，努力争取一份政府中的工作。在那里，工作岗位同样稀罕。比如，从2014年到2022年，超过2200万求职者竞争印度中央政府中的700万个空缺职位。这种激烈竞争与稀缺的机会调出了一杯有毒的鸡尾酒，作弊是家常便饭。
根据民意调查，因失业等问题对印度经济产生的不满情绪影响了莫迪与印人党的得票率。这次选举让人们开始关注印度经济的弊病，以及经历了30年经济自由化之后，资本主义在印度面临的信誉危机。
许多印度人对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持怀疑态度，他们的理由不可谓不充分。反对改革派依然是印度政治中的一股强大势力。印度的政治经济面临深刻的挑战。它选择的市场改革道路与该国对大资本毫无节制的拥护形成势如水火的矛盾，这加剧了对体制的不信任与骚动。
尽管反对市场改革的呼声有助于建立民主的“护栏”，抵御资本主义中更有害的元素，但这也导致印度大部分经济部门陷入低水平的均衡，面临不充分的竞争且创造就业不足。如何回应这次敲响的警钟，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取决于莫迪政府，也取决于以国大党（INC）为首的、重振旗鼓的反对党将如何推动关于经济发展的讨论。
过去30年里，印度经济的自由化改革成功令大部分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然而，在为许多人提供寻找经济机会的可持续途径这方面，它却一败涂地。80%以上的印度劳动力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大部分从事着勉强糊口的自营工作，或者是没有劳动合同与社会福利保障的工作大型电子企业集团。将近一半的劳动力依然被困在生产率低下的农业部门及相关的行业。
而如今，印度人对生活条件有了更高的期待。从2000年到2022年奇异果体育平台，获得中学及以上学历（往往质量堪忧）的年轻人比例翻了一番。看似得到学历认证的劳动力人数激增，却撞上了无法吸纳他们就业的印度经济。2022年，印度25岁以下年轻毕业生的失业率高达42%。
造成这种赤字的部分原因在于印度独特的经济发展轨迹。与中国这样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并没有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低技能制造业工作基本盘。事实上，印度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规模小得多的高技能服务业发展，从而打断了经济增长与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之间的纽带大型电子企业集团。
用政策界的时髦术语来说，印度政客的冥顽不化始终是深化市场改革的阻碍，尤其在放开土地、劳动力与农业市场的监管方面。然而，这种阻力不仅仅是顽固与墨守成规的政治精英的过错；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资本主义未能赢得公众的信任。印度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经济学家阿文德·苏布拉马尼亚姆（Arvind Subramanian）称之为，“被污名化的资本主义”。
1990年自由化改革启动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为整个印度经济孕育出有竞争力的市场。事实上，90年代信息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多少为印度的服务业注入了活力，与之相伴的却是基础设施与自然资源分配领域日渐公开的“权力寻租”式裙带腐败，以及严重的贫富差距。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代，印度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占全国之比从10%增长到22%；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是从7%上升到13%。在印度，这样的趋势还伴随着底层50%人口收入占全国份额的相应下滑。
此外，虽然自由化改革打破了传统上依靠发放许可证来寻租的做法——即官僚们会收取贿赂，然后为特定企业与个人发放牌照，在印度被形象地称作“许可证统治”（license raj），但自由化改革也开辟了新的权力寻租渠道，比如，为了加速土地与环保资质审批、通过国有银行为高风险企业提供便捷贷款的贿赂行为。
随着国家与商业的边界逐渐模糊，商业以隐蔽的方式进入政治。1991年，仅14%的印度议会当选议员拥有工商业背景。到2014年，这个比例已经增长到26%。好几位议员参与了直接涉及他们商业利益的立法决策。
关键的是，这一趋势与邦一级政党在全国选举中崛起的趋势重合，让区域性的小资本家能够在全国范围拓展业务。这个体制允许各行各业崛起的大资本家们参与规模巨大的腐败活动。
当国家与资本间的纽带越来越紧密时，它对经济产生的涓滴效应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建筑业中，这是印度除了农业以外，创造了大部分就业机会的行业。建筑行业的工作往往既不稳定也不正规。公共与私营部门几乎没有为人力资本培训做出多少投资，印度政府也很少鼓励中小企业之间开展竞争，那里正是低技术制造业工作最集中的地方。
代表大企业利益、推动土地与劳动力市场毫无节制的去监管化主导了印度的政策讨论，这在大众政治的竞技场中激起了反对。比如，印度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是吸引外国投资，但往往被抗议与政治煽动所阻挠。
虽然这类阻力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资本主义极端做法的作用，但在努力提出促进更包容增长的战略，尤其是在非正规经济部门中培养有竞争力的市场这方面，印度政界根本没有共识与动力。明目张胆的腐败现象激发了公众的愤怒，最终导致国大党联合政府在2014年垮台，莫迪的印人党随之崛起。但这个过程同样引起了对印度版资本主义信誉的质疑。在大众政治的时代，市场改革变成了裙带腐败与代表大企业利益的同义词。
资本主义的信誉危机导致另一个弊病的恶化。长期以来，印度的国有经济都承担着提供稳定、体面的工作与促进社会流动性的责任。随着经济自由化，私营部门本应该分担这样的责任，但并没有成为现实。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造就了一个受教育程度马马虎虎却好高骛远的年轻人群体，他们的能力不足以胜任高技能、创造就业机会的正规经济部门的需求。体制内工作依然被视作“香饽饽”。直到今天，拥有研究生学位（包括博士学位）的印度人普遍热衷于追求公共部门的文职岗位。体制内工作在印度年轻人梦想中的形象过于高大，这构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政客们很容易通过承诺扩大政府工作岗位与种姓配额来获得支持，却不再重视造成一系列问题的经济结构性缺陷。
2014年，莫迪以承诺恢复资本主义信誉的强人形象当选总理。对于私人资本家来说，他将自己定位成一名亲商业、支持自由市场的改革者。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他承诺要清理盘根错节的腐败关系网，通过善治来创造就业机会。十年过去了，这些承诺依然没有完全兑现。事实上，资本主义在印度的信誉危机有增无减。
印度非但没有清理腐败，反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企业合并与经济集中化。2021年，印度排名前20家公司的利润占总利润的62%以上，而2011年的份额还不到50%。大部分利润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型企业手中。2024年福布斯的印度十大富豪排行榜最直观地体现出这个趋势。印度两家最大财团的所有者——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与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的财富加起来约2000亿美元，与排行榜上后面八位印度富豪的财富之和相差无几。
印度政府为这种企业并购开了绿灯，将其视作类似韩国财阀（大型家族企业集团）的印度版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是对“全国领军企业”带动经济发展的一次下注。但这并不符合印度的现实。
政府与这两家大型财团的关系导致许多公司遭到排挤。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不存在。好几家过去数十年来崛起的地方企业已经破产，只有少数几家受到青睐的企业通过收购破产企业和国家资产（例如，阿达尼集团在2019年收购了6家国有控股的机场）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
新一代企业家主要出现在数字初创企业、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领域。但莫迪的领军企业主导了基础设施、电信和自然资源领域，这些印度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现在都掌握在两三家巨型企业手中。
莫迪政府的部分标志性经济政策伤害了地方资本家与小企业，并助长了这种大企业合并，例如2016年试图清理“黑钱”假币的废钞令，以及2017年实施的（虽然是亡羊补牢但依然设计不周）的商品和服务税改革。
这些政策将印度的非正规经济搅得天翻地覆。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印度政府匆忙宣布的严厉“封城”政策在份额较小的正规经济部门与庞大的非正规经济部门间打下了深深的楔子。2020年到2023年，企业利润几乎翻了两番，但制造业企业的增长放缓、就业人数大幅下滑，到2023年仅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11.4%，低于2018年的水平。
当地时间7月8日，印度加济阿巴德，来自比哈尔邦的农民工在田地里种植水稻幼苗视觉中国
经济困境加深的另一个迹象是，农业领域如今雇佣的劳动力数量比5年前还要多，而实际工资水平却停滞不前。
因此，我们需要结合以上背景来理解印度公众对过去十年里市场化改革的回应。经济集中化的后果中较少被讨论的一点是，它在地方资本与商业利益、政策制定之间制造的隔阂。这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在印度的联邦体制下，邦政府不得不引领许多方面的政策制定，因为他们更贴近基层，也能够承担责任。中央集权削弱了各邦政府的治理作用，减少了各邦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结果是，改革既没有反映地方的关切，也没有得到来自受改革影响选区的充分支持。
印度政府试图开放农业市场的失败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2020年，政府提议对这些市场的运作进行必要且重大的改革。但改革方案并不周全，政府也没有做好安抚工作，比如向农民承诺某些领域必要的政府保护措施将会继续维持。不出所料，农民们担心会失去同大公司讨价还价的地位，相关法律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抗议者在新德里郊区安营扎寨，频繁地将矛头指向阿达尼与安巴尼两大巨头，并警告这些法律会伤害农民、让大公司收益。
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85%的受访者支持农民的抗议，而抗议活动最终迫使政府废除了相关法律。但是，印度政府似乎并没有从这次风波中吸取关键教训：经济上的集中化、助长裙带式腐败风气的改革模式无法建立真正有竞争力的市场。在这个过程中，试图解决印度经济结构性失败的任何未来努力的大门都已经关闭。
2024年，莫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选民。过去十年来印度经济发展的后果——高失业率、贫富差距与物价上涨牵动着选民的心。反对党，尤其是国大党利用了这些挫折感，精心设计了一套围绕社会不公正、经济不平等和高失业率的政治叙事，并通过这套叙事在北方邦（Uttar Pradesh）等关键选区令莫迪处于下风。与此同时，他们毫无保留地批判印度政府与阿达尼、安巴尼之间的亲密关系。
莫迪以更加谦逊的姿态开启总理任期。在一手主导印度政坛整整十年后，他第一次面对一个活跃起来的反对党。第三个任期开始数个星期后，莫迪政府于今年7月提交了年度财政预算提案。提案宣布了一项就业激励计划和企业部门的实习计划，旨在创造就业机会。这些计划的效果有限，如宣称5年内将在正规经济部门创造4100万个就业岗位。粗略估计，这意味着每年需要新增至少1200万个就业岗位，才能吸纳劳动力市场的新求职者。更大的问题是，这些政策主张没有正视印度经济的结构性现实，也没有提出一份在整个经济中建立真正有竞争力市场的路线图。
重振旗鼓的反对党现在面对一个机会。目前，这些党派主要关注种姓制度框架下的社会正义和贫富差距问题，要求开展种姓普查并实行配额制。
然而，如果反对党真的希望挑战印人党的经济政策框架并解决资本主义的结构性问题，就需要扩展他们的叙事空间。国大党及其盟友并非不存在裙带腐败，但他们仍然抨击印人党政府与安巴尼、阿达尼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失业率问题的严重程度。在发表这些言论的同时，反对党还需要提出一个建设性的、可信的经济发展替代愿景，并围绕这一愿景来动员选民。
实现这样的愿景并非易事。自1991年以来，印度已经就更进一步的经济自由化大方向达成社会与政治共识。这样的共识并没有动摇，所有对未来经济政策的思考都必须建立在这个框架之内。反对党可能很难有办法令自身的经济议程真正有别于印人党政府的议程。反对党自身也对印度政治中裙带主义的猖獗与无处不在的腐败负有责任，这可能会令其更不容易展现一种新颖的、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面貌。
许多分析人士要求印人党制定一套产业政策，重新平衡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加强调创造就业机会。也许反对党可以通过起草一份“影子政策”，即印人党不敢设想的道路，来启动这一进程。否则，印度经济将继续陷入目前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即使一个蓬勃发展但规模较小的正规经济部门与肆意的企业合并能够带来些许增长，印度的大部分人口依然被排除在外，还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对于一个年轻、充满抱负但又备受挫折的国家来说，这样的组合可能很快成为一枚定时炸弹——有可能已经在滴答作响了。
（原文发布在美国“外交事务”评论网站，原标题：“印度资本主义的危机。” The Crisis of Indian Capitalism.）
